当天下午小林也回来了，公安局专案组负责技术侦查的警官们也跟了过来，他们开始检查公司erp系统中不可篡改的操作日志。
三天后，公安局便发布了案情公告：原来真正的作案者是一个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境外社交媒体上有贩卖明星个人隐私信息的机器人，马上认为这是个发财的路数，于是先购买了一些当红明星的航班信息，住址信息，然后又下载了相关明星的各类视频，输入到 a国一个小团队开发的应用人工智能模型中。这个模型可以识别指定的人脸，然后通过视频计算这个人与服装、周围环境的关系，自动得出相当精准的人体测量数据。
接着，这个年轻的犯罪嫌疑人又将先后靠不同方式获得的各类信息输入ai语言大模型，把这些信息瞬间编辑成各个明星的八卦资料，通过线上机器人在各种群里销售，准备大发横财。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没卖多少就引发了舆论的轩然大波，警方公开誓言要尽快破案，他没就敢再继续作案，但还是被警察顺藤摸瓜地抓住了。看到公安局的案情通报，唐国立立即通知唐汉兴和小林到他的办公室见面，要针对近期发生的事件，讨论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在前往办公室的途中，唐汉兴突然想到了郝斌，并不是因为上次杜赫阳出事时郝斌找过他，而是因为他第一次见郝斌是在科技部组织的一场人工智能安全研讨会议上，两人曾就人工智能能否形成国际化的安全管控机制争论过一番。会上唐汉兴对此表示乐观，而郝斌则认为并不现实。当初他的话并不中听，但现在想来说得中肯——别说是两个国家的竞争会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两个公司的竞争，都可能将ai的功能用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成为一种防不胜防的手段。这次信息散播之快，不能排除是有人推波助澜。自家车库里造不出核武器，但是现在用人工智能作案的方式越来越普及，未来很可能几个人的小团队就能搞出一个令社会混乱的“野生应用模型”。而在这过程当中，还别说全世界形成一种公共约束机制，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面形成一种合理的管控机制都很难——管得严了，该国就会失去民间发展人工智能的动力，管得松了就会面临不可知的风险。
“小林，你先说说吧。”唐国立一反往日爱开玩笑的语言风格，显得格外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