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腹中，何能见其成长，何能见其成大才也？”
赵挺之对曰“文叔兄，你有大才，可是你之大才也是苦心潜学而来，若是失去科考之图，你安能居此庙堂？”
李格非对曰“祖宗之法，也有三千可废，废与不废皆因时事论道，若能推助我宋前行，必可沿用，若阻我宋发展，当然须废！”
赵挺之曰“你可知，读书之人，必从小而为之，渐有十年方有成效，若今告知，读书无用，天下读书人必然停滞，数十年后，则无能人可取，若想再沿用科举取士，又要耗费十年的光阴。汝等吾等皆是读书受益者，莫要阻他人之去路。”
苏轼见二人争执不开，急忙阻拦曰“赵正夫，李文叔莫要争执，吾之吏法并非为一概而论之。首先吾须解说曰，旧取吏之法的弊端，所谓唯才是举之‘才’且只是论其考绩，而忽视其真实的才干，试问科举考试者，取者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者，然则却难见真正励行者，若为官者终生也不察夫民心，何以能仰民之所指。昔者，王安石公曾身披草帽履鞋，遍访于民间一二十余哉，方得新法七卷，本能成为冠绝古今之大法，其高义并亚于管仲商鞅之绩，奈何所付者皆为夸夸其谈之辈，致使失其锋芒，沦为世之弊履。吾曾为密州，黄州城辖，知人间故事，岂能算是纸上谈兵。人之所急乃是今之所需，吾之法，能解人和钱的关系，既然要向百姓收钱，则必先令其有钱，所以才有宽慰，减税，免贷之策，既然要养兵，必先行优待宽扶之策，方能引来万千豪情男儿。再者既然要取吏，则必然不能条条框框辖死，读书而有才者，必然少数，我大宋之民吏何以万计，若不变通恐无吏可用也。”
苏轼停顿一下继续说“汝之言（对赵挺之）吾欲放弃科考而行荐策，实为大谬。我只道行荐举，可未曾言不科考。自隋起，科举就被证实为最为有效的取士之法，让天下万民皆有机会登高阁而望天下，若因苏某一人言就废之，那苏某岂不成遗臭万年的酸朽腐儒，况且苏某也是通过此举而名声贯于江湖，此等过河拆桥之举，必然为世人所不耻，这些，苏某岂能不知？苏某只道科考与荐策二法并举，不仅能提高取吏之数量，也能提高取吏之质量，既能防止我大宋无人可用，亦能防止我大宋用人不祥也。”
蔡卞，赵挺之听苏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