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阅读赏玩，后京兆郡王入京为帝，亦推崇苏子言论，这高氏滔滔常召苏子论文习典，果真是恩宠有加，苏子当年乃是青年才俊，为天下之表率，不由得让人心生羡之，这高氏就在此时与苏子结下难解之缘。
高太后见苏轼对自己的话如此冷漠，遂对苏子言道“子瞻，你我多年旧识，我对你之才华甚为欣赏，不瞒你说，老生久病难医，恐是不久于人世，只是这天下尚无一日宁息，而老生之内心则更有心将朝中诸事托付苏子，不知苏子意下如何。”
虽然高太后用范纯仁和黄庭坚作为幌子，但是其对苏轼的亲昵抬爱，还是容易走漏风声的，也是不想苏轼担待当朝宠臣吝臣的名声，所以高太后渐渐收敛。
面对如此情形，苏轼则急回应道“大宋之事，亦是苏某之事，不论何事苏某都是责无旁贷，只是太后私下召见苏某，未免惹人闲话。”
高太后便开始假装不高兴道“哀家已经是行将就木之人，哪里管得这天下闲话？此次本想与苏子一样不羁一回，大畅天下人家情愫。”太后当然知道这些年对苏轼非凡的欣赏，甚至超脱了普通臣子的界限，执政这些年，常召人入内殿商议国事，诸如范纯仁，黄庭坚，文彦博曾都入过内殿，唯独苏轼没有，太后就是怕人有闲话，而这一次太后虽有顾忌，但却顾不得所有，势必托孤于苏轼。只是这苏子却似木头一般的冷落。
苏轼又道“臣今日乃为军报而来，官家为何迟迟不应允！汴京城人，个个翘首以盼，望太后早日公之于众。”
太后回曰“军报之事，我已经应允范纯仁，不日范尧夫将会把军报公之于众。”
苏轼方才心安“即是如此，那臣等放心。”遂只顾拜首谢意。
太后又问苏轼道，“苏子可曾记得当年进士策论为何？”
苏轼对曰“当然记得，当年应试之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论宽赏而少罚，是为仁治天下之道。”
太后曰“先君之道是为仁，即是应了苏子之篇！”然后高太后又似在吟诵苏轼当年所写之文“‘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