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友们在休息闲聊时对我的处境表达了同情，同时也都感到愤愤不平。
有的问我是不是没送礼。有的说送礼也没用，今年单位来了两个大学生，技术科就一个空缺，谁有门子谁去。
比较了解内情的背地里告诉我，另一个大学生是副厂长的外甥。
一切都尘埃落定，一切也都无可奈何。
我认命了。
车间主任想让我去数控车床，我没同意，理由是每天在机床上重复着装上毛坯，再卸下加工好的零件，实在是太无聊。
车间主任用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看着我说：“你真不懂吗？数控车床轻松，普通车床活累。”
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不是菜板上的鱼肉，任凭别人切来切去。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给自己留下太多空闲时间，用来胡思乱想大学里发生的往事。
用劳动惩罚人类，也是劳动本质里的一个重要属性。
于是我就被分到了一台普通车床，带我的师父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叫付红军，机缘就是这样巧合，他名字的后两个字和我的发音相同。
他听到我的名字，咧嘴笑了一下，然后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关宏军，在我的手下学东西要放下大学生的架子，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差距的，千万不要眼高手低，干车床这个活既辛苦又危险，每时每刻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被他无缘无故地抢白一顿，让我心情郁闷了半天。
他还带了一个徒弟，是一个叫张芳芳的女孩，是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
她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人不算漂亮，但很质朴，人也勤快，没事就用抹布把车床擦得锃亮。
单独相处时，从她眼里流露出的欣赏和仰慕之情，是我刚进厂那一段时光里最贴心的宽慰。
有一次，她悄声对我说：“师父也是大学生，也是从学徒干起的。技术科的那帮人遇到问题还得请教他呢。”
从那以后，我对我的师父付红军肃然起敬，再也不敢拿我的大学生身份在他面前顶撞。
下岗以后，付红军从小作坊干起，后来成了全县着名的企业家。一有空闲，他也会约我到他的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