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赔钱赚吆喝，钱没挣着，还搭进了本来就不多的生活费。
毕业前，周欣彤看着我每天马不停蹄的忙来忙去，连陪她的时间都在争分夺秒，就生气地对我说：“关宏军，你整天像一只没头的苍蝇，胡闯乱撞，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犟劲一上来，她又只好安慰我说：“你也别上火，全当花钱买历练了。我叫我爸爸托人问了，我们市的钢铁设计院对你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可以安排你到自动化设备室当一名技术员。”
我眼前一亮，心情豁然开朗，连忙说：“那好呀，咱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她悻悻地说：“你别只顾着高兴，设计院那边可有个前提条件，必须由咱们学校出一封推荐函。”
这里面门道可真多，我叹了口气。
以今天我的眼光来审视彼时的我，我会鄙视自己，在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我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不动脑子，不用心，全等着命运垂青，或者随波逐流，爱咋咋地。
当然，后来的我也是在付出家庭破裂和穷困潦倒的代价后才幡然醒悟。
可惜我醒悟的太晚，没能留住我身边的很多人。
周欣彤告诉我学校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学工办的张主任，现在要像攻克堡垒一样攻下他。
而攻克堡垒的炸药周欣彤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那是两条硬盒中华烟。
说一件很吊诡的事，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职工每月工资在三到五百元之间，当时的硬中华是450元一条。时至今日，打工人月工资五千元以上，而硬中华还是这个价位。
这难道就是专卖制度的优势吗？
周欣彤把“炸药”递到我手里，我却不太有投送炸药包的勇气。
我在挂着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室的牌子下面徘徊、犹豫、忐忑，有几次下定决心敲门，可手举到中途又像触电一样缩了回来。
最后，我只能垂头丧气的打道回府。
几天以后，周欣彤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问我：“你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我嗫嚅地回到：“我没敢去送，再说送了人家张主任也不敢要。”
周欣彤杏眼一瞪，柳眉一拧，凶恶地问我：“烟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