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萧家，天监元年（502年）的建康城还带着前朝末年的硝烟气。叔父萧衍刚登基，改国号梁，满城都在议论这位新皇帝会如何收拾齐朝的烂摊子。父亲萧懿那日抱着我去宗庙祭祖，手指叩在香案上梆梆响：“这孩子生在梁朝头一年，命里该有份担子。”这话我五十年后被困在北齐军营里才咂摸出滋味——生在皇族，担子从来不是自己选的。
小时候住在东府城，青石砖缝里长出的野草都比别处精神。父亲总穿一身绛色官服往台城跑，回来时靴底沾着御道上的朱砂土。我八岁那年，他指着宫墙上新刷的漆对我说：“你叔父要修同泰寺了，七层浮屠的木头从湘州运来，比城墙还高。”那时我以为天下就该是朱墙金瓦的样子，直到后来侯景的骑兵踏碎了建康城的琉璃瓦，我才知道这世道比寺里的泥菩萨还脆。
普通七年（526年），父亲病逝。灵堂里白幡被风吹得扑棱响，我跪在蒲团上盯着棺材缝里渗出的松香味发呆。叔父萧衍亲自来吊唁，手掌压在我肩头沉得像块铁：“你爹替朕挡过刀，萧家的男儿该有这份骨气。”那年我二十四岁，第一次看清叔父眼角的皱纹里嵌着血丝——他刚下旨北伐，三十万大军正在长江北岸集结。
太清元年（547年），我在会稽当太守，治所后院的青苔长得比公文还厚。某日驿马惊了半个城的狗，信使攥着染血的帛书冲进前堂：“侯景反了！”案上的茶盏被震得跳起来，茶水在羊皮地图上洇出个狰狞的轮廓。那年我四十五岁，连夜带着三百亲兵往建康赶，半道就听说台城被围，朱雀航的浮桥烧了三天三夜。
躲在山阴县农舍那半年，我总梦见朱雀门前挂着的人头。有次惊醒时碰翻了陶罐，守夜的佃农老张举着油灯进来：“贵人怕是被江边的鹧鸪惊着了。”我盯着他裂口的草鞋不说话——当年我穿着云头履从这户人门前打马而过时，何曾想过会蜷在他家稻草堆里啃冷馍？老张的儿子去江边捞鱼，回来时说看见北府兵的旗子漂在芦苇荡里，穗子都泡烂了。我把最后半块玉佩塞给他：“劳烦换斗黍米来。”他捏着玉佩直摇头：“这年月，玉不如铁。”
承圣三年（554年）江陵城破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广陵刺史府里磨墨。砚台里的水晃得厉害，笔尖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西魏人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