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在军事上，大唐装备燧发枪的新军正在进行战术演练，日本武士却还在为谁的佩刀更锋利而争得面红耳赤。“制度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方向。”军事专家王昊展示着武器对比数据，“大唐将30的财政收入投入科研，而日本的幕府将军们更愿意把钱花在修建城堡上。”
a国代表们对大唐的司法体系表现出浓厚兴趣。我播放了一段1680年的庭审录像：法官身着绣有獬豸图案的法袍，ai陪审团通过量子计算分析证据，最终判定一名贵族滥用特权罪名成立。“法家‘法不阿贵’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诠释。”我解释道，“即便是国王的亲属，触犯法律也会受到制裁。”
在经济领域，制度优势带来的红利持续显现。1700年，大唐的人均gdp达到日本的十倍，股票交易所里的证券种类超过200种，而日本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墨家发明的复式记账法、汇票系统，与议会制定的《银行法》相结合，构建起当时最先进的金融体系。
“这种制度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调出《宪章》修订记录，“从1620年到1700年，我们进行了17次重大修订，每一次都是不同阶层利益的再平衡。”画面中，不同时期的议会辩论场景快速切换，商人争取贸易自由，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女性为选举权而发声。
会议尾声，a国代表琼斯若有所思：“大唐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崛起，本质上是制度文明的胜利。当我们还在摸索民主制度时，你们早已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实现了高效治理。”窗外，长安的量子天幕正在播放17世纪的历史纪录片，画面里，大唐的议会大厦与日本的江户城形成鲜明对比——一种制度选择，两种文明命运，在时光的长河中写下截然不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