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2日，东方大国阿广省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全息投影将长安总统府的画面实时传输至此。我站在量子讲台前，看着台下阿广历史学家们专注的眼神，身后的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大唐从拓荒到繁荣的影像片段。
“各位学者，当我们谈论大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联邦制时，必须跳出传统认知的框架。”我轻点操作面板，屏幕切换成对比图表，“这既非a国式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简单的政治制度复刻，而是一场融合历史智慧与现代创新的社会实验。”
台下，阿广省历史学会会长陈启铭推了推智能眼镜，目光聚焦在屏幕上的“共富指数变迁图”。图表显示，自大唐建立联邦制以来的三百年间，基尼系数从062稳步降至028，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始终控制在合理区间。“李总统，能否详细阐述这种制度如何实现‘不同层次人群共同富裕’？”他的提问引发全场关注。
我调出虚拟沙盘，18世纪的大唐城市模型在空气中浮现：“答案藏在我们的立国根基里。当先民们在新大陆登陆时，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便融入制度设计。《联邦宪章》开篇明义——‘财富之积累，当以万民福祉为归’。”沙盘里，代表不同阶层的光点逐渐汇聚，形成璀璨的光带，“我们将法家的‘循名责实’转化为税收制度，对资本增值课以累进税，同时用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念构建全民福利体系。”
更具开创性的是大唐的“全民持股计划”。在全息影像中，19世纪的纺织工厂里，工人们除了工资，还能获得企业的虚拟股权。“每个劳动者都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我展示着历史档案，“当企业盈利时，股权分红自动转入工人账户。这种模式不仅缩小了贫富差距，更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力。”
阿广省社科院的青年学者林晓薇举起手：“但资本逐利的天性如何约束？如何避免形成新的特权阶层？”问题一出，会场陷入短暂的寂静。我微笑着切换屏幕，出现一部古老的法典——《工商均利律》：“法家的智慧在此显现。这部法律明确规定，企业高管薪酬不得超过普通员工的20倍，任何垄断行为将面临天文数字的罚款。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全民监督的区块链系统，每一笔财富流动都在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