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依的公寓弥漫着咖啡的苦涩香气。凌晨五点，窗外仍是浓稠的黑暗，只有她的书桌亮着一盏孤灯。那个从444号殡仪馆带回来的黑色笔记本摊开在桌面上，旁边是她记录的线索便签。
笔记本的扉页上，“新生妇产医院”几个字已经褪色，但下面那行小字依然清晰可见：“特别病例记录——仅供内部参考”。
叶澜依翻到第一页记录，日期是1999年3月15日：
“案例001：产妇22岁，初产，自然分娩过程中出现大出血。婴儿取出后无生命体征，按协议处理。接生婆指示特别保存胎盘组织，标注"潜力型"。”
“接生婆”三个字被画了圈，旁边打了个问号。叶澜依皱眉，继续往下翻。接下来的几十页记录了类似案例——产妇分娩出现问题，婴儿死亡或“按协议处理”，胎盘或某些组织被特别保存。所有记录中都出现了“接生婆”这个代号。
翻到1999年6月部分，一则记录引起了她的注意：
“案例034：产妇30岁，试管婴儿，双胞胎。分娩过程中一个婴儿死亡，另一个存活但发育异常。接生婆决定将存活婴儿标记为"失败品"，与死亡婴儿一同处理。家属被告知双胎均未存活。”
叶澜依的胃部一阵绞痛。她快速翻阅，发现越往后，“按协议处理”的案例越多，而所谓“协议”的内容从未详细说明。
笔记本中间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叶澜依小心翼翼地取出来。照片上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人站在医院门前，最前排中央坐着一位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胸前别着“院长”的名牌。叶澜依的目光被站在院长右侧的一个女人吸引——她穿着护士服，却没有看镜头，而是侧头望向院长，眼神中流露出一种诡异的虔诚。
照片背面写着：“新生妇产医院全体工作人员，2000年春节”。
翻到笔记本最后几页，记录变得潦草起来：
“2001年4月，接生婆说风声太紧，要求暂停"特殊处理"。院长不同意，说"客户"需求太大。今早发现3号储藏室的标本少了两个，不知是谁”
最后一则记录的日期是2001年5月12日：
“接生婆下令紧急撤离。所有标本转移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