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年,王彬再去深圳,高楼像雨后的春笋般越冒越多,越长越高,人站在这些高楼大厦的下面,渺小得就像蚂蚁。深圳那些灯红酒绿的歌舞厅王彬虽然没有去过,但听也听过里面有多活色生香,据说,那里跟燕东的白天鹅歌舞厅很不一样,跟招待所的歌舞厅就更不一样了。
他们就这么带着我又走了好一会儿,王彬才自言自语般地说道:“我看啊,这往后下海的人会越来越多。人呐,都是拿脚投票的。”
这下,轮到方真真叹气了,她惋惜地说道:“那以后,可就要苦了小洋洋了!”紧接着,她又认真地跟被她抱在怀里的我说道:“美璟宝蛋儿,你要多跟你洋洋姐玩,要多逗她开心,知道么?”
我妈可真高看我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都还稀里糊涂没玩明白呢,又哪里懂得如何逗别人开心呢?很多年后,我才对自己当时没能好好安慰洋洋姐而感到愧疚:在刚到小托儿所的时候,是洋洋姐的陪伴让我走出了进入新环境的恐惧;可当洋洋姐不再快乐的时候,我竟然什么都没有做!
1992年,正是我开心得最没心没肺的时候。我认为进了幼儿园从此就是大孩子了,嘴里叽里呱啦背出的唐诗总能得到招待所各个阿姨舅舅的夸赞。而且每天下了幼儿园,晚上还有《小龙人》可以看。
“我头上有犄角,我身上有尾巴,谁都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小龙人的主题曲我到现在都还能哼唱出来。不开心的坐在角落里的洋洋姐,不再引起阿姨们的注意,能唱歌还会背唐诗的我成了阿姨们的宠儿。
市政府幼儿园与小托儿所截然不同,是个小小的名利场。在这里,负责照看我们这些小孩的人,不叫阿姨叫老师。老师对我们每个小朋友不同的态度往往取决于我们各自父母官职的高低;但她们不会对任何一个小朋友特别坏,因为谁都不知道你爸或你妈明天会不会一下子青云直上。理论上,每一位小朋友父母的未来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不过,这里的家长们鸡娃的心情是一致的。我那时所加入的小班,小朋友们大多周末被家长领去上各种艺术班——书法、绘画、芭蕾、钢琴,全部都是精准打击家长工资的昂贵兴趣爱好,可家长们依然给孩子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忙得不亦乐乎。
我爸爸妈妈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