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辂。大驾则备五辂，法驾省其三，小驾唯用金辂。”
唐初高祖李渊时期巡行多用法驾或小驾，仅在重大典礼（如武德七年冬至南郊祭天）时启用大驾，体现其“务从俭约”的执政理念（《旧唐书·高祖本纪》）。
当时巡行车驾规制天子主车称为玉辂，朱轮青盖，以玉饰辀，驾六马，车后树十二旒龙旗。随行副车有指南车、记里鼓车，置于仪仗队前列，象征“天子明辨四方，德泽广被”（见《通典·礼典》）。其余属车共八十一乘，分载文书、仪物，后减为三十六乘（见《唐会要·舆服》）。
巡幸护卫与仪卫是皇庭千牛卫与左右卫，近身护卫持千牛刀、仪刀，身着明光铠，环列玉辂四周。后跟随班剑仪队，六十人执班剑（木剑饰金银），象征帝王威仪。之后是熊罴旗仗，十二面绣熊、罴、虎、豹的旌旗，源自北周军旗制度，体现关陇军事传统。
最后随行的是礼器与乐舞，其中黄钺与金斧由大将持于御前，象征“代天征伐”之权（武德元年李渊授李世民“黄钺”伐薛举）。鼓吹乐队列前部鼓吹用“扛鼓、金钲”，后部用“笳、箫”，共一百二十人，曲目多改编自《破阵乐》等军乐曲。
窦抗躬身禀报，声音沉稳如铁向皇帝李渊汇报到：“陛下，法驾已备，请启程。”。
皇帝李渊身着赤黄衮冕，腰间佩剑却是当年太原起兵时的旧物——剑鞘已磨损，剑柄缠着窦夫人亲手缝制的布条。他轻抚剑柄，心中暗叹：“当年居于隋炀帝杨广之下，受尽冷落，历经艰难险阻，虽官居要职，也是天天拿着脖颈在度日，何曾想过会有今日？只可惜未能成事之时，夫人窦氏却早早撒手人寰。”想到此，皇帝李渊不由内心惆怅心痛。
李渊听得窦抗禀报，微微颔首，目光扫过仪仗队列。
《通典》有载，武德年间唐朝初建，尚未完全恢复隋大业卤簿需动用两万余人的规制，常以“三千骑精简卤簿”巡行，反映政权初建时的务实节俭之考量。李渊令诸子分掌仪仗要害，太子李建成执掌羽葆盖，秦王李世民统领鼓吹，小儿子李元吉控引金路，通过仪仗分工昭示权力结构。
《新唐书》评武德仪制： “高祖起兵间，虽采隋礼，然事多损益，务存军容。”这种“军礼杂糅”的仪仗风格，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