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孩子出生后，很可能患血友病。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
周医生耸了耸肩：“说实话，我很怀疑那份诊断报告的真实性。”
他坦然地看着梁雨竹：“我确实是按照国家法律给她做的胎儿性别检测，但是我并不对她拿来的那份诊断报告负责。也不对她接下来的行为负责。”
“就这么说吧，梁警官。”
他开诚布公地开口：“当时苏女士拿着这份报告来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她给自己也做个血友病基因检测，同时请她父亲也来医院检查一次。”
“毕竟，血友病很麻烦，患者很遭罪。一般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建议生育的。”
“但是，苏女士拒绝，并且告诉我们，她父亲已经去世了。”
“你的意思是，苏梅丽的父亲，其实并没有血友病？”梁雨竹疑惑地问道。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其实都不重要。”
周医生很坦白：“我们都很清楚，苏梅丽她其实想要的就是一个胎儿性别检测。为了这份胎儿性别检测报告，她不惜找门路，开一份死人的遗传病诊断书过来，那是她的事。我只负责按照国家法律办事。”
“毕竟，就算是真的，只要患者平时多注意，其实也没什么。”
周医生摊了摊手：“就好像苏女士检测出来是男婴，遗传概率比女婴高得多，她还不是高高兴兴回去了？难不成她还真的会把这个男婴流掉？”
梁雨竹下意识地点点头，又摇摇头。
她心中涌出一抹无力感。
法律，是公平公正约束所有人的，这是法律的初心，也是梁雨竹等执法者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然而，财富和社会地位，经常会影响法律的公平公正。
就比如说胎儿性别检测。对有钱人来说，这条禁令完全是一纸空文。即使她不在本土做，多花点钱跑到港岛，乃至跑到外国，都能够合理合法进行。
又或者像苏梅丽这样，连港岛都懒得去，直接随便找个无良医生，塞点钱，让他开一份已死之人的遗传病诊断书，也是简简单单的事。
查吗？
按照现行的举证原则，要想证明苏梅丽违法，就必须要证明她这份诊断报告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