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抬头看了看房顶，房梁之上已经熏黑，那盏白纸灯泡都糊上了一层黑黑的油烟。
大娘把碗放在了深红色的餐桌上，拿着那看不出本色的抹布在碗里擦了擦，接着倒了两碗热水。那铁皮镂空暖壶上面绑着厚厚的绳子，应是怕磕了碰了。
大娘喊道：“老头子，别躺着了，公社来人了”。
我看着里屋掩着的门，里面黑洞洞的，这土屋最大的不好就是采光。
不多时，里面走出了一位大爷，一身衣服上还有着补丁。
我和高春梅起了身，喊了声大爷。这大爷眼神无光，面色凝重，看到我们也没打招呼，自顾自地坐在了马扎上。
高春梅道：“大爷，这是咱乡里李书记，带了些酒来看看您。”言语之中并不提拆迁的事。
大爷看了看桌子上成箱的高粱红，说道：“一会拿走，这酒俺不要，这家俺也不搬”。
我看着大爷，问道：“大爷，听大娘说，您是等您兄弟，不知道您兄弟去哪了”。
大爷并未开腔，倒是身后的大娘说道：“俺这兄弟，命苦啊，当年打仗，老头子领着他那才刚满十六的兄弟去部队，跟着部队一直打到过了江，老头子受了伤，就回来了”。
大爷叹了口气说道：“那个时候啊，俺兄弟小，我叫他跟我一起回来，他不愿意，说是要打到最南边胜利了才回来。49年之后，俺们村一起的都回来了，没回来的留在外地，也给家里来了信，就俺这兄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