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从监管角度出发，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方式上有何异同？中国又该如何探索自身的治理思路？
张凌寒：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同的国际生态位，也决定了各自国内不同的监管态度。
以美国为例，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领跑者，美国对人工智能持鼓励和促进的态度，以灵活监管模式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美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其治理模式具有发展导向型的特点，表现出发展与监管共重的多元治理模式。美国尚未在联邦层面通过直接规制人工智能使用和发展的立法，而是通过地方立法、行政指导、部门执法、法院判决等共同建构其鼓励发展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其蓬勃的人工智能产业亦提供了充足的行业标准。
和美国治理模式相反，欧盟地区由于缺乏大型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企业，其人工智能治理模式则具有安全导向型的特点，着重保护个体权益和中小型企业的利益，通过全面立法的方式对人工智能进行严格的法律规制。因此，欧盟的人工智能监管模式为强监管，强调对人工智能的立法治理，积极建立人工智能的统一、整体性治理规范。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追赶者，既要鼓励和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又需要以监管引导产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首先，发展与安全一直是中国技术立法的永恒命题。但是目前在全球激烈竞争格局下，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领先的追赶者”的独特国际生态位，要求我们在技术和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必须以发展为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安全问题也需要通过技术发展来回应和解决。基于此，应当以促进性立法保障人工智能发展，既要体现促进技术产业发展的导向，也要促进人工智能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其次，综合性立法是进行人工智能顶层设计的最佳形式，通过专门的中央立法可以指导各地、各领域的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领域的综合性立法，应以“总则式”为框架体例，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提纲挈领制度；以“廓主线”为主要内容，确定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框架脉络；以“留接口”解决容量问题，便于应对技术发展。
第三，人工智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工具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