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的面貌呈现于世。它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文化、历史、地理、民俗等众多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开启了一扇通向古代文明深处的窗户。
除了在《山海经》的编着上成就斐然，刘歆在其他学术领域也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和深远的影响力。
在目录学方面，他在父亲刘向所着《别录》的基础上删削编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综合性群书分类目录《七略》。这部目录学巨着犹如一座知识的灯塔，照亮了古代文献的宝库。在《七略》中，刘歆对当时的各类书籍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编目，将群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六大类。他为每一类书籍撰写了简明扼要的提要，介绍其内容、作者、学术源流等重要信息。这种系统的分类方法和详尽的书目提要，不仅为学者们查找和研究书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后世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经学方面，刘歆勇敢地开创了古文经学派，挑战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今文经学。他坚信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典版本更为古老、准确，更能反映儒家学说的原始精神。他大力倡导对《左氏春秋》《毛诗》《逸礼》等古文经典的研究和传授，试图打破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刘歆的经学思想强调对经典的文字和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研究，注重经典的本义和原初意义。他对今文经学中一些牵强附会的解释和过度的神学化倾向提出了批评，主张以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对待经学研究。
刘歆在天文历法方面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他编制的《三统历》是中国古代历法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三统历》提出了岁星超辰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于准确预测岁星的位置和天文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三统历》还确定了较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为天文观测和历法计算提供了更精确的方法。在度量衡方面，刘歆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和考证，厘定了度量衡单位系列和进位关系，为统一度量衡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刘歆的政治生涯犹如一场跌宕起伏的戏剧，充满了复杂的情节和意想不到的转折。
汉哀帝即位后，刘歆得到大司马王莽的举荐，被任命为侍中大夫等职务。在这个时期，他积极主张设置学馆，大力宣扬古文经书。然而，他的主张遭到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