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画，是个细致活。
尤其是书画、古籍等纸质的藏品，不同于瓷器等易保存。
纸张的毁坏程度远快于其他的藏品。
所以揭画的过程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看着已经铺在中堂长桌上的原画。
曹子建打湿毛巾，在原画的边角擦拭了起来。
而后利用煤灯的温度，开始炙烤起边角。
这一过程，是为了让原画边角的纸质硬化，从而出现分层的效果。
看着边角的纸已经分离，曹子建取来挑针，对准已经起边的缝隙，开始一点点的往里拨动。
这一过程急不得一点。
足足花费了两个小时。
曹子建终于将原画给完全掀开。
那幅藏在原画下的画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确切地说，是一幅字帖。
字帖的颜色因为时间的缘故，已经明显泛黄。
其上的内容也只有简单的十九个字。
‘至十六日专到崇贤,惟昭察谨状十五日公权状。’
但带给曹子建的冲击却是史无前例的。
那揭画的劳累，顿时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兴奋和激动。
因为他已经看出，这是柳公权的《十六日贴》。
柳公权，唐代书法家，字诚悬，京兆华原人，官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
初学王羲之，后来遍观唐代名家书法。
吸收了颜真卿，欧阳询之长，融汇新意，自创独树一帜的‘柳体’。
以骨力劲健见长，同颜真卿被后人誉为颜筋柳骨。
他的《蒙诏帖》更被世人誉为“天下第六行书”。
曹子建之所以敢如此肯定这就是柳公权的真迹，是因为字帖上有元代张晏灯收藏鉴赏印多达十几枚。
还有宋徽宗廋体字的题签。
这些无疑都是佐证这是一件真品的事实。
在自己的世界，这《十六日帖》早已失传。
宋人曾刻入《大观太清楼帖》，留下来的只有拓本而已。
就是故宫博物馆收藏的也不过是《临川李氏本》和《清代杨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