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时候，孙小小和蒋小强从四川回了北京，大学要开学了，她要回学校。而蒋小强则要去合肥，继续他的学业。
孙朝阳听母亲说，小强回京后只在家里住了两晚上，就出去疯玩，蒋见生两口子根本就管不了他。
这段时间，孙朝阳几乎都是在忙单位集资建房的事情。他并不太想要那套房子，单位无房职工太多，名额有限。可悲夫一句话打消了他的念头，“朝阳，你不拿，其他几个副社长怎么拿？副社长不拿，我怎么拿？我们集资房的手续都是问上级领导要的政策，我不拿，他们怎么拿？”
这倒是实在话，单位集资房的城建手续倒不难跑，符合政策就可以开建。但北京城寸土寸金，要到这块地，却是千难万难。悲夫也是把几十年积攒下的人脉和面子都用上了，还答应给审批土地手续的相关单位分几套，才搞定此事。
孙朝阳想了想，道理是对的，就算摆高姿态，也轮不到自己这个副手，反让上级处于尴尬的境地，便点头同意了。
分房肯定要分，至于什么人分什么样的房子，却有说法。
八十年代的房子最好的楼层是三楼和四楼，所谓金三银四。悲夫和孙朝阳合计了一下，三楼的房子就分给上级领导，他自己，周宗阳和社里的副职。四楼则是各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比如主编什么的。
最差的是顶楼和底楼，则分给闲杂人员。
顶楼最大的问题是漏水和热，特别是夏天，无论你的防水做得多好，过上几年，防水老化。一场暴雨下来，说不定家里就返潮了。而且，太阳照上一天，到晚上跟烤箱一样，热得呆不住。
底楼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家里有腿脚不便的老人，也不用受爬楼梯之苦，而且，门外花坛里还可以种点菜，但最大的问题是厕所容易堵。楼上的人不自觉，解完手，就把草纸扔坑里朝下冲。天长日久，底楼可就遭了殃。
前几天，《中国散文》职工宿舍底楼有一户人家的厕所里粪便就漫了出来，淌得满地都是，最后找到孙朝阳扯皮。
孙副社长知道问题严重，忙组织人手把人卫生搞了，还腾出办公室先把人安置下来，才安抚好受灾群众的情绪。
那户员工对孙朝阳自然感激，却恨上了楼上几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