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处理不好，就会演化成为再一次的叛乱！
即便是当下进行抓捕，牵扯到了这么多人，一个搞不好，就容易被冀州人误解是颍川镇压冀州的『党争』！
党锢之祸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曹操上一次忍气吞声也不就是为了不让局势便的不可收场么？而现在眼见着又是出现了这党争的征兆！
党争并非后世才有，也不是汉代才出现。
随着东汉政治的世家大族的日益强大，东汉皇帝的皇权却日益衰落，于是为了重振皇权，自从和安两帝开始，清流派，宦官派和外戚派，就成为了政治党争的最主要内容了。
于是，权力斗争就变成了宦官口中的『结党营私』，士族口中的『阉宦误国』，以及外戚的『权势熏天』……
东汉政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强宗大族的力量。因此，为了维护统治基础，东汉政府与豪族、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妥协状态。士人么，确实是有不少的人才，但是士族子弟的贪腐现象，却在越演越烈。
东汉的统治者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赋予了士人广阔的空间和发展余地，然而士人的这种短视行为，尤其是『度田』之事，使得士人和朝廷开始相互猜忌。
就像是这一次，荀彧发现的这个问题，若是论其产生的根源，除了是在利益方面的驱使上，还有地方士族豪右的权柄争夺。
曹操想要改。
荀彧知道要改。
可是难改。
这个问题，原本就是大汉娘胎里面带出来的，一直都没长好的『二元君』统治制度。
大汉的地方州牧郡守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拥有司法权、察举权、辟除权和自置县长、令的权力。当中央王朝势力强大的时候，对地方势力的独立性能够起到一定的束缚和规范的作用，但是当朝廷的实力开始衰弱时，地方势力的这种独立性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酸枣。
二袁反董。
还有十八路诸侯等等，都是这种『二元君制度』的一种表现。
以至于当下的各个刺史……
由于地方长官可以自由地征辟下属，所以这些地方官吏都不是为了天子负责，而是向地方大员负责，地方更多的是被豪族所左右，